母腹中的微笑纪录片子宫日记

摘录

在中世纪，有许多画家曾试着描绘子宫内的世界。但人类花了整整四千年，才第一次亲眼看见《诗篇篇》所描写的母腹里的生命。

当初妻子怀孕后，好几位朋友推荐我看《子宫日记》。我承认，从未有一部纪录片像这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片子，如此震动我的身体灵魂。我四处宣扬，只为了敦促周围一切已做父母、将做父母和不打算做父母的人，说，子宫日记，你看了没有？

犹太人和基督徒都认为生命是从母腹中开始的。胚胎是人，这一观念在《圣经》中最直接和生动的描述，在《诗篇》第篇。我在孩子出生后，抓起笔来想要赞美，我就发现世上已不能有更美的文字，超过这样的诗句：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只是中国人这一百多年的经验，对于文学可以承载真理，早已伤透心了。尤其是诗歌，诗歌怎么可能和真理有关系呢。甚或一些基督徒对《圣经》也有一种实证主义倾向，下意识地认为叙事一定比抒情更接近真理。尽管预表基督最多的经文，并不在叙事体中，而是在诗歌里。但宇宙中若没有真理，母腹中就没有生命。一切文字、连数学定理也是虚无的。休谟说，事实的背后是事实，价值的背后是价值。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论证一种价值。那么生命只是事实呢，还是一个价值？他又说，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从逻辑证实，明天的太阳一定会升起。因此也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告诉我，母子一定平安。太阳升起，婴孩降世，哪怕一种科学主义的知识论也要承认，除非相信，不然没有确据。

反过来，宇宙间有一位神，一切文字都可以是真理的载体，都被他使用，在历史中将他向人显明。可人总要软弱，我没看《子宫日记》之前常忍不住担心，孩子会健康吗，出生会顺利吗，妻子生产的苦楚她能经受吗？流产、难产、大出血、畸形、兔唇，唐氏综合症，天下的准爸爸该知道，这些词汇真的很难从你脑海里彻底交托出去。但看见这部纪录片，我这个小信的人，就像伸手探入主耶稣肋旁的使徒多马那样，知道《诗篇篇》是又真又活的真理。知道孩子已经在那里，万世之前在上帝的智慧中被创造的一个孩子，已经在那里。他已进入这有限的时空，他有身体、也有灵魂。他不是将来时的，是与我一样的人。他是天父的孩子，而要伸手托付给他肉身的父母。我再转回去读诗篇，我就得着任何医生不能给出的一个确据。是的，世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句子；但更重要的，是世上没有比这更真的句子。

我就在手术室外祷告，求他的旨意成全。孩子若降世，他今生就托付给我和妻子，成为耶和华神所赐下的产业。孩子若死亡，他就越过尘世中与他父母的这段关系，但仍在“约”中，尘土归于尘土，“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在那一刻，我满心欢喜地晓得，孩子已经在那里，而我已经爱他。进去前我对妻子说，我已凭着信心成为父亲。因为胚胎是人。我和孩子的生命关系，我们作父母的爱，哪怕可能以出生为结束，仍要感谢主，因为不是以出生为开始。

但在犹太－基督信仰以外的人，却会喃喃自语，说诗歌固然美好，现实却是残酷。今天，全世界大约每年有6千万人次堕胎，还有无数新生儿在各种漠视生命的体制与文化下被杀害或遗弃。后现代的这一幕，与二千年前的希腊与罗马时代也惊人地相似。基督化之前，地中海世界的哲学伟人们，面对胎儿和新生婴儿时，他们的良知与伦理观就如石头一样刚硬。伟大的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曾以《十二铜表法》为依据，论证“杀死残疾婴儿”是正当的。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几乎一半以上都是弃婴，如俄狄浦斯王和挑起特洛伊战争的帕里斯王子等。你甚至可以说，希腊文化就是一种弃婴文化。在他们的文学中你也几乎看不见对杀婴、弃婴、婴儿献祭或人工堕胎有丝毫的愧疚感。因此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中，第一个公开主张城邦有权强迫妇女堕胎，免得人口过剩。“剩”是一个预设了主体的词语，对谁而言是“过剩”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家庭。而是站在这中间的城邦主义。斯巴达为着大国崛起，干脆将每一个婴孩从母亲身边夺走，把那些赢弱的孩子扔进山谷。雅典也好不到哪里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篇》中效法他的老师，这样写道，“让我们立一条法律，不许畸形的孩子活下来”。

这些被万世敬仰的人物啊，难道都未曾做过父亲？这些人文主义者心中的偶像大师，古希腊、古罗马的显要文明，仅就对人类新生命的爱的回应看，他们实在与最野蛮的土著无异。并由此开出了人类史上另一种对待生命的传统。可我的问题只关乎爱，不关乎哲学——当妻子怀孕时，这些哲学家将怎样度过那些兴奋而忧虑、盼望而惊惶的整整40周呢？孩子若是出生才能称为人，父亲就只有孩子出生才能称为父亲。你若读过《诗篇篇》，或看过《子宫日记》，就知道哲学家们少掉了什么。他们少掉的不只是十个月作父亲的确据，他们少掉的乃是恩典。

不过在希腊世界，仍然也有对腹中生命的尊敬。公元前四百年，曾有一位了不起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他和一小批医学生一道，写下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一古老的宗教性誓词，迄今为止，仍是西医教育体制中每一位毕业生进入临床服务之前的宣誓蓝本。希波克拉底也因此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他的誓词中说：

诸神为证，我们敬谨直誓，愿以自身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我将依据自身的能力与判断，采用对病人有利的疗法和处方，绝不施以有害或有毒之物。无论因何人之请，我也绝不给予致命药物或做此类之建议，也决不协助妇女堕胎。进入病家访视时，我将以病人的福址为念，不做任何贪渎害人之事，不受男女奴仆之性引诱。我在执业时之所见所闻，凡不应泄露者，我将严予保密。

若我遵行此一誓言，不懈不怠，愿上天使我乐享生命、精进医业并受世人敬重。若我违反誓言，愿我遭相反之命运。

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曾被彼时的希腊世界视为异类，直到欧洲基督教化之后，关于绝不协助堕胎及给予有毒药物的内容，才普遍成为“医师誓词”的内容之一。恩格尔·哈特在《生命伦理学基础》中，将那些持有一种“没有恩典的道德观”的人，称之为“道德的异乡人”。未出生的孩子要么不是人，要么只是父母眼中的一个“异乡人”。可以擦肩而过，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一个欧洲，直到保罗将福音传至罗马，基督徒用了三百多年的时间，一面争取自己的合法化，一面彻底改变了这一令人齿冷的“杀子文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摩西律法中“禁止妇女堕胎和治死胎儿”，新约中耶稣的使徒们则把使用有毒药物等方式的人工堕胎，称为“邪术”。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遗训》里也规定，“不可堕胎、杀孩童”。年，罗马皇帝在一位大主教的影响下，在欧洲史上第一次立法全面禁止了杀婴、弃婴和堕胎。从此近二千年来，胎儿是人，不但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伦理共识，更是无数代人的生命体验。

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达尔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把一个人间乌托邦的理想推往史上的最高峰。法西斯德国开始以优生学的名义，全面恢复希腊罗马时代对新生命的筛选。这一做法甚至影响到当时的英美等国。神学家和思想家朋霍费尔公开抨击法西斯的优生学，捍卫二千年的基督教伦理传统，他说，“摧毁母腹中的胎儿，就是侵犯上帝赐给这个刚成形生命的生存权利”。不久这位牧师因参与反抗运动，终被希特勒处死。

半个多世纪了，环绕这一问题的公共政策辩论，依然构成西方社会一个最尖锐的对峙。尤其在美国，年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以后，堕胎一直就是牵动道德、宗教和政治立场的一个核心议题。年之前，几乎所有州的法律都按着清教徒的传统禁止堕胎。但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曼在罗伊案的判决书中说，以往禁止堕胎的主要理由有三个，一是清教徒时代人们对不正当性关系的普遍反对，二是出于对堕胎危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