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启示录古丝路繁荣以汉唐盛世为基础
2019-3-6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张骞当年到过的塔吉克斯坦吉萨尔要塞，经过修复后以全新面貌屹立于丝绸之路上。（摄影赵宇）
张骞是往返中国中亚第一人
“丝绸之路”这个词，于年以德语形式第一次出现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著作《中国》中。书上有李希霍芬于年绘制的世界第一张丝绸之路地图，地图的空间范围东起长安西至里海，包括了今天的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北印度、伊朗等广大地区。顾名思义，丝绸之路运输的主要商品是中国产丝绸，它们是从张骞通西域后才开始大规模、稳定向西方出口。丝绸是中国特产，价格昂贵，在西方是奢侈品且便于陆路运输，而当时陆路运输成本很高，高到如果不运昂贵的丝绸就无利可图。
公元前年，汉朝使节张骞经过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到达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岸的大夏首都蓝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他是世界历史记录的中国与中亚交往第一人，《史记》称之为“凿空”，因此我将这一年称为“丝绸之路元年”。公元年是托勒密《地理志》的成书年代，他转述了推罗城的马林努斯记录的丝绸之路。世界首张丝绸之路地图正是根据《汉书·西域传》与托勒密《地理志》的记录绘制而成，因此最初的丝绸之路有着严格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什么呢？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得知，匈奴曾在几十年前攻打在祁连山、敦煌一带放牧的月氏部落，杀了月氏王。月氏西逃，想复仇，但找不到共同攻打匈奴的同盟。汉武帝了解到这一情况，想与月氏结盟对付匈奴，但月氏已经西遁，道路被匈奴隔绝，此行风险很大，因此要招募出使月氏的使者。公元前年，张骞应募率领多人的代表团从陇西郡（今甘肃临洮）出发，途经已被匈奴占领的河西走廊，结果被俘获扣留在匈奴，并且娶匈奴妻生子，但张骞仍然持汉节不失。十年后，终于有了机会，张骞抛妻别子，率领部属逃跑，不是返回家乡，而是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氏（西迁的部分称为大月氏，留在故乡的称为小月氏），向西翻越了时称“葱岭”的帕米尔高原，到达位于今天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
大宛王听说汉朝富裕却无从交往，见到张骞很高兴，得知来意后，为张骞配备了向导和翻译，经过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到达了大月氏。当时的大月氏从中亚草原南下越过阿姆河，征服了希腊人的国家大夏，住进了城市，土地富饶，安居乐业，已丧失复仇心思，因此张骞没有达成出使目的。过一年多，他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着昆仑山北麓想取道青藏高原的羌人地区返回长安，结果还是被已占领西域的匈奴俘获，被扣留了一年多，后来趁着匈奴内乱，与家人、堂邑父一起逃回了长安。张骞出发时有一百来人，13年后仅有他和堂邑父得以生返长安。
张骞不仅是世界历史记录的从中国到达中亚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从中亚到达中国的第一人，他的路线被《汉书·西域传》记录：“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即他从北道西行，从南道东返，这就是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地图的来源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丝绸之路路线记录。南、北两道都位于天山以南时称“西域”的塔里木盆地，且经过玉门、阳关、葱岭，它们是丝绸之路上的三个最重要的地理坐标；而地图上另一条“马林努斯的丝绸之路”就是西域南道。
丝绸之路是一个综合系统
秦统一后至汉武帝前期，秦汉版图的最西界仅到临洮，与西方的交流很有限，因此张骞第一次带来了第一手的西域信息。汉武帝了解到东西长达一千余公里的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最主要通道，并隔绝蒙古高原的匈奴人与青藏高原羌人，而且水草丰茂，可兼农牧，是匈奴人的主要经济基地。
单纯的游牧经济非常脆弱，受气候影响很大。匈奴趁着秦末战乱，南下占领了河南地（河套一带），又于汉初驱逐大月氏，占领河西走廊、西域（南疆塔里木盆地），这三地成了维系匈奴物资来源的重要经济基地，河南地、河西走廊从北、西北对汉朝形成了包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略就是在不断北征蒙古高原的同时，逐步夺取这三块经济、军事战略要地，解除匈奴的包围，同时遏制匈奴生存空间，因此汉军也要不断西进。
根据张骞的报告，汉武帝了解到河西走廊的重要性，派遣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两次率领骑兵转战于祁连山下，斩首级数万，占领了原属匈奴的整个河西走廊。汉朝随后设立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并在最西边设立了玉门关、阳关，这就是“西规大河，列郡祁连”、“列四郡、据两关”，以达成“张国臂腋（掖），以通西域”的战略目标，它们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最重要通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控制了河西四郡，才能从匈奴手中夺得、控制西域，汉朝的版图才能扩张到葱岭以西；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间的丝绸之路才得以开辟；河西走廊从游牧区变成农业区，大量中原移民居住此地，隔绝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大游牧区，改变了不利的战略态势，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在此后一千多年里，这块土地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丝绸之路诞生于张骞的凿空之旅，形成于“列四郡、据两关”；更进一步，丝绸之路是汉朝对匈奴的反包围战略、汉军不断反攻西进的产物，而并不单纯是地理上的道路。
经过漠北决战后，匈奴主力遭受重大打击，但单于率残部远遁，汉武帝意识到仅仅依靠北征难以毕其功，对匈作战是持久战，有必要在匈奴以西再寻找盟友达成合围。当时的西域由几十个绿洲国家组成，农业和商业非常发达，继丧失了河南地、河西走廊后，它成为供养匈奴脆弱游牧经济的最后基地。
漠北决战后，张骞向汉武帝提出结交乌孙合围匈奴的建议，他第二次率领三百人代表团出使西域。这次他来到位于中亚草原的乌孙，他的副使继续西行至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的安息（帕提亚帝国），以及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印度）等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随后汉使更进一步到达条枝（地中海东岸的塞硫古帝国）、黎轩（地中海南岸的托勒密帝国），中国与地中海地区有了直接的政治、经济联系。西域诸国也派遣使节前往长安，由此汉与西域诸国形成了常态化的官方、民间交往，商人也沿着西域南道、北道进行贸易往来，西域的特产石榴、黄瓜、葡萄、葡萄酒、苜蓿、乐器、良马以及以后的佛教东传，中国则以特产丝绸为代表的商品西送，终于形成了由长安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由于匈奴仍然控制西域诸国，作为西域门户的楼兰国（罗布泊周边）、姑师国（今吐鲁番地区）也经常截杀汉使。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遣赵破奴率军攻灭楼兰、姑师，并列亭、障等军事驻所、设施至玉门关，确保西域道路的畅通，汉朝的军事、政治势力开始进入西域。
西域诸国中，位于葱岭以西费尔干纳盆地的希腊人国家大宛繁荣强大，有70多座城，人口30万，兵员6万，出产“汗血宝马“。为了索要重要战略物资汗血宝马，公元前年，汉军在李广利率领下两次沿着西域北道，翻越葱岭万里远征大宛，沿途原属匈奴的西域诸国纷纷归顺；远征前后长达四年，最终取得胜利。从此汉朝威震西域，版图扩张到了今天新疆中部，势力越过葱岭。
此时汉朝的版图从秦的西陲临洮向西扩张的直线距离达两千公里，夺取了匈奴的最后一块经济基地。汉朝对西域南道、北道的第三个重要地标“葱岭”实施了有效的控制，汉朝的官吏、军队、使节、商人可以沿着丝绸之路顺利地由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阳关到达西域，然后翻越葱岭直至地中海，而西域诸国的国王、官吏、商人则东行到达长安朝觐、通商。
地理上，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向西经过中亚，直至地中海地区的道路系统；政治、军事上，丝绸之路是汉朝为了反击、扼杀匈奴生存空间的西进路线；经济、文化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直至地中海世界进行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纽带，因此丝绸之路并不单纯是地理上的道路，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
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即早在张骞出使之前，中国与中亚甚至更远的西方就有交通往来，因此丝绸之路早就存在。凡有人类必有道路相通，早在多年前，新疆和田的玉石就到了殷墟，年前的古波斯，也建立了完善的御道系统，其后的丝绸之路必然会在地理上利用这些存在的道路，但这并不代表这些道路本身是“丝绸之路”。
如果河西走廊、西域仍然被匈奴控制，丝绸之路不可能形成，交通的首要条件是安全。只有在汉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列四郡、据两关”并进一步控制西域及其西端的交通枢纽葱岭之后，长安到达地中海间的丝绸之路才能最终形成、畅通，这是《汉书》为何重点强调玉门关、阳关、葱岭的原因，所以对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可以反向定义：凡是不经过玉门关、阳关和葱岭（三者之一）的路线都不是丝绸之路。
国家兴盛才能保障丝路畅通
汉宣帝时期，张骞外交结成硕果，匈奴被汉、乌孙联合打击损失惨重，内部分裂，统治西域的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公元前60年郑吉被任命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匈奴从此不敢与汉争夺西域。都护肩负督察西域乌孙、康居等36国的任务，有征伐、废立诸国君主之权，这标志着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包括整个帕米尔高原在内，天山南北的广大西域地区正式归属汉朝的版图。匈奴呼韩邪单于走投无路决定归附汉朝，与秦、汉为敌长达一百余年的匈奴臣服，汉朝国威于此达到顶峰。至此，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广大的西域诸国全部臣服于汉朝，困扰丝绸之路畅通的匈奴因素得以最终解决。
两汉之交，因中原战乱，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中断。后来班超出使重新控制了西域，任西域都护，丝绸之路得以恢复。两汉之后，丝绸之路的繁荣期在唐代。唐朝面临的战略态势与汉相似，唐初的西界在玉门关，而蒙古高原以及西域分别由强大的东、西突厥汗国控制。唐太宗首先攻灭东突厥汗国，然后向西进军灭掉位于吐鲁番的西域门户高昌国，继续西进，占领于阗、疏勒、龟兹等国，夺回了被西突厥控制的西域。唐高宗时期，唐军控制了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又先后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丝绸之路得以复兴、繁荣，东至长安、西至地中海往来商旅不绝。
唐开元、天宝年间，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是时中国强盛，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位于丝路要冲的河西走廊成为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也是敦煌莫高窟的鼎盛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为了平定叛乱，唐玄宗命令驻守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陇右、安西、北庭边防军精锐东调，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走廊，随后又占领了西域，丝绸之路中断。
汉、唐占领西域以后，西域的农产品和工艺品得以顺利输入，汉人用丝绸等商品交换，就形成贸易往来。一旦控制并维持了西域的政治稳定和平，中国与西域、欧洲的经济、文化的往来就会自然发生；如果失去了对西域的有效控制，丝绸之路就此中断。安史之乱后，对外贸易重心转向了东南沿海，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盛，另一种垄断世界市场一千余年的出口商品瓷器开始漂洋过海，丝绸之路掀开了新的篇章。
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间综合交流的体系。国家兴，则丝路兴；国家衰，则丝路衰，这是汉唐与丝绸之路千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明确给出的答案。
丝路启示录：“一带一路”助力亚欧大陆复兴
5月4日报道“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参与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日益增多，各方积极探讨发展战略规划的对接，开展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落实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重大项目，取得了一系列早期的务实合作成果。“一带一路”在地区甚至全球层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在增强，将会极其深刻地改变国际经济格局，对重塑亚欧大陆在世界舞台上的特殊角色与地位，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联通亚欧
亚欧大陆是全球陆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在人类数千年的发展史上，亚欧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扮演主要甚至是主导角色，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国家和民族的交往、融合最为频密，诞生过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引领过科学、文化、技术创新的潮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亚欧大陆各国各民族友好交往、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古代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不仅是互通商品有无的贸易之路、通商之路，而且是传播文化成果的和平之路、友谊之路。
中国古代史上的两次发展“高峰”——汉代和唐代都是通过与西部的内陆邻国开展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往，再向西与欧洲建立直接的经济联系，并且依靠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交流，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了经济上的共同繁荣。比如西汉时期张骞“凿空”西域，逐步形成经河西走廊到中亚、再延伸至西亚、欧洲的多条交通线路，与当时的罗马帝国建立了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两个强盛王朝的首都都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机构的设立表明中国特别重视对外陆路交通的稳定、通畅，并且在文化上展现出一种包容互鉴的心态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五代和两宋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多个政权，导致战乱频发，民众颠沛流离，经济受到比较严重的破坏，丝绸之路的发展也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谷。随着蒙古帝国的迅猛崛起和成吉思汗的挥师西征，东西方的交通和文化联系得以再次恢复。尽管野蛮的军事征服迟滞了亚欧大陆国家经济和科技前进的脚步，但丝绸之路再度走向繁盛，也为马可波罗式的相互认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生活在同一个大陆上的亚洲和欧洲、东方和西方借助平等交往，共享许多发明创造。比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对西欧国家后来的全面超越和工业革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与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相比，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但直到10世纪后的宋元两代才进入比较繁荣的时期，开辟了东海和南海两条主要航线，与众多沿海的亚洲甚至非洲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当时的中国，拥有泉州、广州等世界级港口和先进的造船技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后来世界航海业的勃兴和“发现”美洲大陆，拓展欧亚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海路运输逐步取代了陆路运输，成为最主要的进行国际间商品贸易的交通方式。
“心脏地带”上演大博弈
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美海上强国的崛起，加上一些领先了千年的亚洲大国走向衰落，亚欧大陆在全球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开始动摇，丝绸之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铁路建设的全面铺开，陆路运输的便捷再度吸引了地缘政治学家的注意，一些大国为巩固其领先地位，开始重视“陆权”的重要性。
“陆权说”的代表是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20世纪初他在著名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总结了世界历史发展中地理因素的作用，首次提出了“心脏地带”这一战略概念。他认为亚欧大陆是“世界岛”，而其腹地，包括中亚、东欧地区，被称为“心脏地带”，要统治世界，先要控制“心脏地带”。在麦金德看来，尽管海权强国有过一定优势，但长远来说陆权国家由于人力和物力资源更为丰富，将会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亚欧大陆，其中央的内陆地区距海洋较远，海权国家不易进入，可以成为最大的天然堡垒，以此为依托便于向大陆边缘地带扩张。据此，麦金德断言，能否控制内陆地带至为关键，并把他的全球战略思想归纳成三句话：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
地缘政治学说认为地理要素对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影响到了一些欧洲强国的决策。英国为与沙皇俄国争夺战略优势，先后三次侵略位于“心脏地带”的阿富汗，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而沙皇俄国则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败涂地。大国在西亚、东欧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其本质是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要打破老牌帝国对世界资源的垄断，争夺的焦点恰恰是亚欧大陆的腹地。英国、法国、德国、沙俄等国你争我夺，导致亚欧大陆战火四起，并且直接引发了以欧洲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获胜一方仍是传统的“海权”国家。
实际上，欧美的地缘政治学家也没有忽视海权的重要性，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海权说”强调取得制海权是称霸世界的前提，马汉在-年间完成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三部著作中，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观点。马汉明确了“海权”的概念，认为海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总体能力，还决定着这个国家和民族能否真正强大起来。同时，马汉也不否认陆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权与陆权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非常重视陆上“依托”对海上扩张的意义。
亚欧腹地曾沦为“破碎带”
整个20世纪前半叶，亚欧大陆悲惨地成了大国实践不同地缘政治战略的实验场，无论是欧洲、亚洲的广阔地域，还是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被世界大战的战火吞噬。希特勒掌权的法西斯德国看重扩大所谓的陆上“生存空间”，谋求占有亚欧大陆最广阔的地理区域，吞并了大半个欧洲后大举进犯苏联，妄图控制西亚、甚至中亚，成为全世界的“霸主”。而其亚洲盟友日本在对苏联的“尝试性”进攻遭受重创以后，放弃“北进”，选择“南下”，开始了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激烈争夺。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40多年的全面对抗，并且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集团。作为二次大战的主战场和战胜国之一的苏联，成功控制中亚、东欧，并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军事入侵阿富汗，似乎完全掌握了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但苏联没能成功地把握好国家发展的方向，最后滑向了解体的深渊。位于亚欧腹地的西亚、东欧国家由于地处两极对抗的“前沿”，不仅安全上受到严重威胁，而且经济也被迫纳入不同体系，无法实现自主的对外开放和合作交流，成为西方学者眼中的新月形“破碎带”。而海上强国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印证了亚欧大陆的辉煌已成过去，“陆权说”的理论因此广受质疑。
但恰恰是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其著名的《大棋局》一书中对掌控亚欧大陆腹地情有独钟，原因是他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处心积虑遏制俄罗斯的再次崛起。他把东欧的乌克兰和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实现其战略的地缘政治“支轴”。以此为出发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积极向亚欧地区进行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渗透，并支持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内部的“颜色革命”，争取出现更多倒向西方的政权。美国年开始在阿富汗长达十余年的反恐战争，也强化了在“心脏地带”的地缘政治影响，可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等“战略对手”形成牵制。
长期以来美苏、美俄大国在亚欧大陆腹地的激烈博弈，不仅导致该地区国家内部政局不稳，安全热点频现，而且造成整个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在所谓的“心脏地带”，原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的年轻民族国家，因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加之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拉开差距，彼此关系出现明显疏离，甚至发生政治乃至军事对抗。亚欧大陆并没有因为受到大国的“ 无视西方海上力量崛起
就在明朝决定结束下西洋之后不久，西欧开始了大航海，其造船业也有了重大进步。从15世纪起，西欧各国竞相建造装备多量火炮的海船，大者载重超千吨，置炮过百门，以荷兰最为突出。其先进性不仅在船舶的吨位与火力，还体现在经济性，造价与运营成本均远低于竞争对手。
明人不了解，偏在世界一隅的欧洲小国荷兰的造船业已执世界牛耳。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一地便有上百家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订单来自西欧各国。当时荷兰一国的商船吨位便占欧洲的3/4，拥有商船1.5万艘，几乎垄断了全球海上贸易，堪称世界海上马车夫。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中心，港内常泊有多艘商船。
明人没有注意到，东来的殖民者有强烈的海权意识。葡萄牙人在巴特洛缪·迪亚斯年绕过了好望角之前，就控制了非洲大西洋沿岸要地。年达·伽马到达印度西海岸后，葡萄牙先后占据了马斯喀特，控制了波斯湾口霍尔木兹海峡，并在印度南部西海岸的果阿建立殖民地。年，以果阿为据点的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满剌加（今马六甲），进而控制了连接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水道的咽喉马六甲海峡。西班牙人则进入南海，占据了菲律宾列岛。与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先后两次签约，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各据其一。这是西方殖民者首次公然瓜分世界的行径。
接踵而至的英国于年设立东印度公司；两年后荷兰也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所谓“公司”被英、荷政府赋予了在海外进行扩张、征服、殖民、贸易、治理及使用武力等各种权力。荷兰人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控制了今马六甲与印尼诸岛，并将其势力伸及台湾。明清两代统治者对此视而不见，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将有能力漂洋过海来侵略中国。
在世界秩序行将彻底颠覆的大趋势已经显现之际，明政府反而主动作出了退出印度洋水域的决策，致使东南亚逐步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转而为西方势力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中华文明的落后是大致同步的。甚至可以这样讲，15、16世纪中国与西欧对海洋事业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世界近代史，也塑造了当代世界。
地理观念滞后，缺乏探险精神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对人类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就地理学而言，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大地是球形的观念。到了13、14世纪，通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领导的远征，东西交通大开，西方的地理学也随之入华。元代著名的回回科学家扎马鲁丁于年为元世祖忽必烈造了七件科学仪器，其中一件地球仪，《元史》描述道：“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这是史料中首次提及西方的大地球形说被介绍到中国。但当时中国了解西洋大地球形说的学者群体太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固有的天圆地方学说，因此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地理学从基础上讲已经落伍了。
而与之相反，大地球形说是欧洲地理学的基础。15世纪葡萄牙与西班牙的航海家们相信，尽管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中近东，阻碍了欧洲商人通过红海和陆路前往远东的商路，但向南绕过非洲大陆和向西穿越大西洋应当也可以到达印度和中国。他们在此理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远航探险活动，证明了上述设想的正确性。
当欧洲传教士把地理新知带到中国时，我国的知识界如何反应呢？《明史》卷《外国传》“意大里亚国”条记载：“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但明人对利玛窦所介绍之新知识报怀疑的态度，称“其说荒渺莫考”。同样，《明史》在记述“和兰国”（即荷兰）之后，竟称“永乐、宣德时，郑和下西洋，历诸番数十国，无所谓和兰者”。
就在中国地理学停滞不前时，西欧出现了以经、纬度为坐标的海图，开始依据球体记录航线与航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年创造的球体投影制图法，即墨卡托投影法。其法迭经改进后，成为今天世界运用最广的地图绘制法。16世纪与17世纪，葡萄牙的里斯本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先后成为全球海图印制业的中心。
古代中国的海洋活动，有明确的目的性，或为贾贩，或为出使，其地域基本不超过已知世界的范围内，基本上未有过探索未知、前途不明的远航和探险式的远行。而与郑和大致同时的西欧，葡萄牙王子亨利在其国西南端的萨格里什角建立了航海科学中心，收集各种地图以及与地理、造船、航海有关的文献资料，网罗各种科学人才，并自任航海学院院长，亲自讲授课程。亨利王子要求其探险队对新航达地区的地理、资源情况，如海潮、风向和洋流，详加记录。航海家们在探险中发现的北大西洋的西风带，成为葡萄牙宝贵的知识财富，解除了他们向南航行时回帆归国的忧患。这些均是郑和航海活动所不具备的。
郑和航海事业的停止，也是明朝中国远航事业的结束，而亨利王子去世后，其开创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却继续发扬光大。绕过好望角的迪亚士就是他所设航海学院所培养的航海家。30余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便驶入印度详，实现了从欧洲直航亚洲梦想。
不注意保护海外华人权益
郑和远航时，代表中国利益的官方机构在海外出现，最著者为旧港宣慰司和“官厂”。旧港又称巨港，即巴邻旁，为印尼南苏门答腊省首府，扼地处爪哇、苏门答腊与马六甲之间的巽他海峡，明初以前这里已有大量华人定居。永乐五年（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在剿灭了当地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后，设旧港宣慰司，授命当地华人领袖施进卿为宣慰使，治理当地的华人。
郑和出洋时，其规模巨大的船队远行海上，乘员的生活资料、舰船的修理靠泊、分舯船队的分遣与会聚、货物器材的储存，也必须有特殊措施。明政府是以在海外设立“官厂”，即海外基地的方式来解决的。其中最著名者即马六甲官厂，其遗址近年来已被学者发现。据随郑和出洋的马欢记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设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厫，一应钱粮安放在内。去各国船只俱回到取齐，打整番货，装载停当，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该官厂随“下西洋”行动的停止而被废弃。
自宋元时期开始，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移居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渐多，清中期以前在东南海最集中的聚居地为吕宋（今菲律宾最大岛吕宋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落脚谋生的华人在当地形成聚落，有些还组成具有自治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
《明史》记：“闽人”因吕宋“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明万历间，聚居吕宋的华人不堪忍受西班牙殖民者压迫，连续发生两次起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血腥屠杀，死者数万人。西班牙当时驻吕宋者不过数百人，非常担心明政府可能采取报复行动。但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不过是敕福建巡抚徐学聚檄吕宋，数以擅杀之罪而已。
爪哇岛明末至清中期华人数量激增。乾隆五年（年）荷兰人的残酷统治激起华人反抗，华人被屠杀数万人。消息传到国内，清廷称之“贪恋不归，自弃化外”，“按之国法，皆干严宪”，“实自作之孽”。
海上丝路的畅通，需要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动员官民两种渠道的力量来保障。古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是自然结成的，这是我国软实力的体现。但我国历代统治者，对国家软实力的认识停留在国家层面。而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活动以私人力量为主导，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等，国家则着力于保护这些私营公司所获取的海外利益。我国明代因倭寇猖獗，长期实行海禁，未意识到民间的海洋活动是国家影响力的延伸，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反而视华人赴海外谋生为自弃王化，不保护遭受殖民者压迫、屠杀的华人，致使千百年来中国在海外积累形成的海外利益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损失殆尽。不但东西贸易为西方所控制，中国在亚非各国心目中富强文明的形象也毁于一旦。
新海上丝路是双赢设想
斯坦福大学史学家伊恩·莫里斯教授认为，年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谁在这个时刻抓住了海洋的控制权，谁就有可能主宰未来的整个世界。“亨利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明朝正统皇帝却将个这机遇拒之于门外。”汤因比认为，近代的西方人正是通过海洋这个“宽阔的跳板”而征服了整个世界，从而将全球置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
航海活动古来有之。但到15-17世纪，人类航海无论在规模、范围、作用、影响等方面，均发生了超越以往的变化。在此期间，人类航遍世界各大洋，到达了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把分散的大陆通过海上航线联成一体，形成了地球上无论何地，均可以驾船前往登陆的共识。古代海上丝路衰落给当代中国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老民族，我们不能躺在祖先的成就上孤芳自赏，而要时刻追踪和吸纳全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成果。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自然形成的。联系到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主要是依赖消耗国家巨额财力，目的在于宣示国威，因而的确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历史，因此我们应当更多地发挥民间的作用，而政府则转为创造条件、制定规则，协助民间组织起更大作用。
西方数百年来塑造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从我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到地中海，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数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把殖民地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奉行的是你输我赢的利己国策。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是以双赢的思路来看待自己的发展。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通过和平的途径突破各种枷锁，与有相同意愿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发展的设想，它将为各国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
丝路启示录：重温古代丝路大国兴衰沉浮
5月1日报道古代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丝路沿线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为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拓展，为丝路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既是丝路的推动者，也是丝路的受益者。其中最为著名的丝路大国（中国除外）应是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帕提亚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以阿姆河和印度河为中心的贵霜帝国以及以东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帝国。
公元1世纪，贵霜、帕提亚、罗马与中国的汉帝国，并立于欧亚大陆，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奇特景观。它们中有的虽然在公元3、4世纪后被别的帝国或王国所取代，但大国控制丝路的总体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因此，这些大国的兴衰不仅与丝绸之路的走向、中断或延续密切相关，而且影响到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程度与方式。
安息：交好西汉
帕提亚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安息，是该王国的创立者阿尔萨息的谐音。公元前年到前年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听到了包括安息在内的五六个周边国家的传闻。安息是他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描述最为详细的西域国家之一。公元前年到前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前往安息。这是中国使团第一次到达安息，受到隆重接待。安息国王遣2万骑兵，把中国使者从东界木鹿护送到都城番兜，然后又派使节随中国副使回访中国，从此与西汉王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与商贸关系。
帕提亚本土位于里海东南，在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时期都是一个行省，公元前3世纪中期独立建国。著名国王米特里达梯一世在位时，向东西两面扩张，建立了东到阿富汗、西到两河流域的大帝国。帕提亚地处丝路当道，商贸十分发达。它有大小数百城，有车、船水陆商路，有通用货币——希腊式钱币，经商素有传统，与大秦、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中国史书记载它试图阻隔大秦与中国的直接交往，大概也不是没有根据。
公元年，帕提亚的安息王朝被萨珊波斯王朝所取代，萨珊波斯帝国建立。萨珊朝与中国中原王朝关系更为密切，不时遣使纳贡。波斯末代国王父子甚至到中国避难，客死他乡，乾陵的胡人群雕中可能就有他们的雕像。萨珊波斯帝国时期，是丝绸之路最为畅通的时期。波斯的使节、商人大批来华，现在国内发现的波斯钱币已在枚左右就是很好的证明。美国学者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列举了上百种中国伊朗间相互交流的物种，绝大部分都是在萨珊波斯时期传入或传出的。
贵霜：丝路枢纽
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中期在巴克特里亚首先崛起，然后向南亚次大陆扩张，成为地跨中亚和南亚的大帝国。贵霜帝国奉行宗教混合主义政策，对波斯、印度、希腊的神都欣然接受。贵霜帝国时期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时期，陆路与海路在其统治范围内汇合，从而使东西方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犍陀罗艺术的形成、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都与贵霜帝国对佛教的提倡和对外来宗教艺术兼收并蓄密切相关。
贵霜人的前身——大月氏与中国有较深的渊源关系。根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也是个游牧民族（行国）。后来，由于受到匈奴的攻击，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经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张骞抵达时，大月氏据有阿姆河之北大夏之地，在此设立王庭，大夏仅保有阿姆河之南的巴克特里亚，成为大月氏的属国。大夏虽“无大君长”，但有自己的都城蓝市城，应该说还是一个大国。公元前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再次访问大月氏和大夏，可见此时，二地仍然保持原状。但一个多世纪之后，也就是在班固的《汉书》中，大月氏和大夏的记载发生了变化。此时的大月氏，已非行国，而是一个有明确的都城、40万人口和10万兵力的定居大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此时的大夏河南地也被大月氏分为五个翖侯，各有治所。其中一个翖侯是贵霜，“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由此可见，贵霜帝国是从大月氏发展而来。
由于资料有限，贵霜帝国的历史一直比较模糊。我们现在仅仅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任国王丘就却和其子阎高珍时期（约公元1世纪中后期），贵霜先后征服高附、濮达、罽宾、天竺，其地盘从阿姆河流域扩展到了印度河、恒河地区。该帝国在第四任国王迦腻色伽时期达到全盛，此后逐渐衰微，到3世纪之后消失。贵霜作为一个处于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帝国，南北连接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东西连接着中国和西亚，它在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作用不容低估。贵霜之地实际是印度、波斯、希腊和中华文明汇聚之地。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贵霜境内的城市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历山大、塞琉古王国、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在中亚、印度建立的城市几乎都在它的版图之内。坎大哈、贝格拉姆、铁尔梅兹、巴尔赫、塔克西拉、塔赫特·伊·桑金都是贵霜时期著名的丝路城市。
由于季风的发现，从埃及到印度的直航成为可能，北方草原的皮毛、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漆器、地中海的葡萄酒、希腊-罗马式雕塑艺术品也都通过这条海路互通有无，希腊化的罗马艺术家也在此时通过海路来到印度贡献才艺。源于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艺术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的第二波影响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佛教及其艺术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中亚立足并由此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贵霜帝国由于与中国东汉政府管辖的塔里木盆地接壤，曾经派兵深入中国西域，干涉其内部事务，但遭到西域都护班超的全力阻击，失败而归。但月氏还是想保持与汉朝的关系，多次遣使同通好。公元1世纪之后，西域都护撤离，贵霜的势力与影响乘虚而入。佉卢文木牍文书、希腊式人物雕像、汉佉二体钱在此地的流行和使用，都证明贵霜文化通过丝绸之路的传入及其与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汇合。
大秦：贯通东西
大秦是丝绸之路西端的一个大国，现在一般将其比对为罗马帝国，或罗马帝国的东方或埃及。大秦之名首次出现于《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关于大秦的记载，《魏略·西戎传》更为详细。二书涉及内容大致相近，主要是它地理位置、城市、宫廷议事制度、出产、珍宝、钱币等。其中特别提到了它与天竺和安息“交市于海中”，事实上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至于它是否和当时的东汉帝国有直接的丝绸贸易，学界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公元前后罗马人接触到中国的丝绸则是有据可证的。罗马的普林尼曾经惊呼巨量的罗马金钱流入印度和赛里斯（指中国）。这些金钱确实流出了罗马，但主要流入了印度，部分也流入了安息，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并没有见到这些罗马的钱币。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罗马金币都是公元4世纪以后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发行的。反之，贵霜帝国在丘就却在位时就发行了仿奥古斯都型钱币，到第三任国王维玛·卡德菲斯之时，金币大量出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迦腻色伽时期。贵霜金币的突然出现说明罗马金币的输入。罗马金币在当时不仅是支付手段，更是交易的商品，双方的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实物交换来进行。至于《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之事，显然是从印度而来的大秦商人冒充罗马安东尼王朝的使者，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获取馈赠而已。但他们的到来标志着从埃及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这个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大秦－罗马帝国的信息尽管很不准确，但它毕竟传到了中国。中国与罗马，两个欧亚大陆东西端的大帝国，终于通过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这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中亚，还有一个特殊的、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值得一提，它就是我们中国史书中常常提到的粟特人。粟特位于中亚的“河中地区”，也就是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泽拉夫善河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索格底亚那”），原来也是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的一部分，或单独作为一个行省或与巴克特里亚合并由一个总督管辖。历史上的粟特人一直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生存，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粟特王国。4世纪以后，粟特之名开始出现于中国史籍（《魏书·西域传》），粟特人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他们善于经商，这在张骞时代即已知晓。粟特人利用地处丝路中心这一优越的地理条件，从事转手贸易，是丝路贸易的第一批中介民族。他们先后受到多个外来民族的统治，他们的钱币多元特征极为明显，希腊化的、帕提亚的、萨珊波斯的、贵霜的，甚至中国的因素在他们的钱币上都有反映。
粟特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并把它带到了中国，被称为拜火教或祆教。他们的商队就是一个小社会，商队首领萨保行世俗与教务管理之职。进入中国后，他们沿丝路定居，形成了一个个散布于丝路上的粟特人聚落。从北朝开始，中原王朝甚至设立萨保府，将这些粟特侨民纳入政府的管辖体系之中。近年来，在甘肃固原、西安、太原等地出土了一些粟特人的墓葬，其中充满异域风情的石雕艺术大多反映的是祆教徒的生活和信仰。粟特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主要通道，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拜占庭帝国的聂斯托利异端（景教）都通过此地传入中原。粟特人不仅是陆地上的商业民族，而且是多元文化传播的使者。
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帝国兴起，很快扩张至中亚地区，并与唐王朝展开了争夺。怛罗斯一役，唐朝军队大败，但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也达到极限。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接触的时代来临，丝路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启示“一带一路”
纵观古代丝路大国的命运沉浮，可以看到这些大国不论距离中国多么遥远，但都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中原王朝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甚至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帕提亚、贵霜、萨珊波斯自始至终都与中国保持来往，不时以国王的名义派遣使者到中国纳贡，从而换取中国皇帝的大量赏赐。其中最主要的赠品就是丝绸和金银（“币帛”），尽管它们并不属西域都护的管辖，也未被授予“印绶”。
最遥远的大秦虽然没能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但作为表示产丝民族的“赛里斯”之名他们早已知晓。从双方的历史记载看，中国对罗马帝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方对中国的了解。尽管《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中所描述的大秦多为想象与谬传，但毕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罗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中国的丝绸，罗马商人辗转从陆路和海路到达中国，都被中西古典记载所证实。
这些大国所在的地区，都曾经是亚历山大所开创的希腊化世界的组成部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被这些国家所接受，并通过丝绸之路东传到中国。因此，这些大国不仅是丝绸贸易的中转站或终端，也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主角和使者。既然“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区与古代这些丝路大国统治和影响之地多有重合，那么，重温那些曾经当道的丝路大国，那些曾经活跃于丝路的民族的历史，尤其它们和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对于今天的我们无疑有着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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